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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主要成果及启示王巍　　 2022年5月27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是其中唯一延绵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　　 2002年春，国家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该项目由科技部立项作为国家“十五”到“十四五”重大科研项目，涉及考古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20多个学科，60多个单位的400多位专家学者直接参加工程，到2022年5月，工程进行了整整20年。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距今5500—3500年间最能反映社会发展状况和权力强化程度的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4个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中心性遗址作为工作重点，从中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和周围地区聚落分布调查，获取方方面面信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进行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需要解决几大关键问题：一是中华文明何时形成？有多久的历史？二是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中原王朝为引领的一体化趋势是如何形成的？三是中华文明为何会走出一条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延绵不绝的道路？四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道路和机制有何特点？五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如何？　　经过20年的工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　　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提出文明定义的中国方案。关于文明的定义及相关概念，国内外学术界存在诸多分歧。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提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了阶级、王权和国家。 2.jpg 图为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北区二次葬大墓出土的典型器物。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新华社发国家文物局供图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认为，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是文明社会孕育和产生的不同阶段，先有文明因素量的积累，后有社会质的变化。具体而言，“文明起源”是指史前时期生产力取得较大发展，物质和精神生活逐渐丰富，社会开始出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贵贱与贫富的分化，文明因素开始孕育。　　 “文明形成”是指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都取得了显著进步的阶段。社会分化加剧，形成了阶级；社会等级制度化，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化，形成了礼制；出现了集军事指挥权与宗教祭祀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王，以及强制性的、以社会管理为主要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标志。　　提出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国际学术界曾依据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为文明社会的标准，称之为“文明三要素”。如果依据这样的标准，中华文明只有3300年的历史。　　通过对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研究可知，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这“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印章上的图案也未被认可为文字。随着世界各地考古发现和研究取得的进展，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世界各地可以有符合自己古代社会发展特色的文明形成标准。　　我国学术界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历史文献和古史传说为参考，更重要的是，百年考古获得的极为丰富的考古材料，揭示出中华文明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有独特的发展道路，我国学术界理应提出相应的文明标准。根据恩格斯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出进入文明社会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　　在距今五千多年前后，中国各区域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区域中心逐步发展为规模宏大的都邑。制作玉器、绿松石器、精致陶器、漆器等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并为统治阶层控制。各地区都出现了脱离劳动、专门管理社会事务的阶层，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贵贱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出现了掌握军事与宗教权力的王，及由王控制、依靠社会规范和暴力进行管理的政体——早期国家。都邑内有王居住的宫殿等高级建筑、埋葬王和统治阶层的高等级墓葬，彰显统治阶层身份的礼器和礼制。出现了奴役现象，一部分人为贵族殉葬或被用于宫殿奠基。　　中国考古学的这些发现，足以证明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物化形态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物化形态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证明当时的剩余劳动能够供养公共权力机关，使一部分人脱离生产专门从事管理和精神信仰方面的事务。　　上述文明标准也适合其他原生文明。不同文明虽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各有特色，但在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一制度文明方面是共同的，只是各地彰显王权的方式和国家形态各不相同。在中国，彰显方式如精美的玉礼器、青铜礼器、规模巨大的土木宫殿、模仿地上建筑的墓葬等；在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则用黄金、宝石、宏伟的石砌神庙、金字塔和大型墓室来表现。　　明确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就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以及相关的背景和原因，得出了以下认识：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　　 “万年奠基”：距今11000年前后，全球气候变暖，促使东亚和西亚的农业产生。距今10000年前，华北驯化了粟和黍，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种植稻。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了栽培稻和陶器、石器。华北和长江中下游的先民们开始磨制石器和制作陶器。农业的产生使各地出现了小型的定居村落，为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八千年起源”：距今8000—6000年为全球范围的气候大暖期。古环境研究表明，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类似现今的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气候类似今日的华南。因气候温暖湿润，稻作农业向北传播到了淮河下游地区，粟作农业在黄河中下游及燕山南北得到普及。遗址中出土的石铲和骨铲，表明刀耕火种已发展为耜耕农业。这个时期的农业促使人口增长、村落增加、手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淮河上游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先民种植水稻、饲养家猪、酿酒、制作绿松石器，还发明了可以演奏乐曲的七孔骨笛。在贾湖、兴隆洼等遗址，出现极少数规模较大、随葬玉器或绿松石器的墓葬，说明社会已经出现分化，开启了文明起源的进程。　　 “六千年加速”：距今6000年前后，中华文明起源的节奏加速。黄河流域的粟黍栽培技术向长江流域传播，水稻耕作技术也向北传到了汉水流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各地的手工业也取得了显著进步，出现了质地坚实、表面光滑的精致陶器。山西夏县师村仰韶文化早期遗址出土了6000多年前的4件石刻蚕蛹，发掘者认为当时已发明了养蚕缫丝。人们的精神生活逐渐丰富，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一座仰韶文化早期墓葬中，墓主的东西两侧分别有大量蚌壳堆塑出的龙和虎。彩陶艺术在我国中东部地区流行，琢玉、髹漆和建筑技术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这一时期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一是人口显著增加。聚落明显增多，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区域，出现了由数十个村落构成的聚落群。二是出现中心性聚落。在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出现了数个规模达10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三是出现了战争。一些大中型聚落有宽十几米、深数米的壕沟环绕，显然是为了军事防卫。一些男性的墓葬随葬石质武器——钺。四是社会分化加剧，开始出现统治阶层。但这一阶段还处于文明起源加速阶段，尚未形成国家，也没进入文明。　　 “五千多年进入”：距今5500—5000年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相继进入了文明阶段。　　在长江下游地区，距今5300年前后出现了犁耕和大规模的稻田，田埂和灌溉沟渠规整，稻作农业技术已相当成熟。良渚古城周边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古城核心莫角山南侧出土的20万千克稻谷堆积等，表明发展农耕、掌握仓廪是良渚的国之大事。近年在浙江的余姚施岙、临平茅山遗址发现良渚时期的以树枝、竹条和废弃独木舟堆砌的宽大田埂，纵横交错；河道、灌水孔、排水槽，规划有致。远离良渚国家都邑的史前稻田和耕作系统，显示出良渚早期国家超乎想象的稻作农业规模、以及由此拥有的经济力量。这样的发现告诉我们，良渚早期国家建立在宗教、政治、经济、军事等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　　这一时期各地都出现了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制品，如精美的玉器、陶器、漆器和绿松石装饰品。良渚文化的玉琮表面刻有精美兽面纹，黄河下游地区可以生产器壁厚不到1毫米的“蛋壳陶”。这些制品工艺技术复杂，说明当时已出现具有专门技能的工匠家族。高技术含量手工业的专业化是社会分工的重要表现。　　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另一项标志是礼器的出现和礼制的初步形成。玉器、漆器、精致陶酒器等都出自各地的顶级墓葬。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有数座距今53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早期大墓，男性墓主大都随葬品丰富。辽宁建平牛河梁和安徽含山凌家滩大墓中随葬玉人、玉龙、玉鸮、玉龟，凌家滩大墓的随葬品多达300余件。良渚文化大墓也都有玉琮、玉璧等上百件高等级随葬品。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大墓中有涂朱骨版、鹿角锄、鹿角叉形杖、鳄鱼骨板、陶鼓、龟甲器等独具海岱地区特征的“礼器”，其中的杖形器是良渚文化象牙权杖的简化版。上述发现表明各地统治阶层掌握了贵重物品的生产和分配，形成了以某些高技术含量的珍贵物品作为礼器、同时以墓葬规模体现墓主人地位的等级制度——礼制。　　距今5300年前后，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都出现了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中心城市和原始宗教圣地。长江下游超大型的都邑良渚古城，内城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外城630万平方米，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邑。为了防止山洪，在古城以北修建了长10余公里的高坝和低坝，这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调节系统，反映出良渚王权组织开展大规模公共建设的能力。　　在高等级早期城市出现的同时，阶级加速分化。面积数百乃至上千平方米的大型高等级建筑、随葬上百甚至数百件精致物品的大墓，与一般社会成员的小型房子和小型墓葬相差悬殊，说明统治阶层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 3.jpg 图为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考古发掘现场（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几乎所有地区的大墓都开始随葬精致的武器——玉石钺。良渚遗址的反山和瑶山的大墓随葬带木柄的玉钺，显然是象征军事权力的权杖。在岗上遗址新发现的墓葬中，最高等级的男性贵族普遍随葬一大一小两把玉钺。这些随葬玉石钺的墓主人应是具有军事指挥权的王者，统治阶层因军权而不断增强权威，由氏族部落的首领变为具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王者。这一时期战争和暴力现象增多，各地出现被扔弃在垃圾坑中、埋在大型建筑的基础里作为奠基、或在大墓中作为殉人的人骨架，表明一部分人已开始奴役另一部分人。　　 “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距今4300年前后，中华各地的文明进程出现转型，其重要特征是中原崛起。距今4300—4100年，气候发生较大变化，气温异常，降雨不均，洪水频发，各地区文明的进程受到较大影响。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衰落，黄河中游地区文明进程加速发展。距今4300年前，黄河中游的势力集团在与周围其他集团的力量对比中逐渐占据优势，山西陶寺和陕西石峁两座巨型都邑相继出现。　　陶寺城址的年代距今约4300—4000年。城址面积280万平方米。城内高等级建筑区内有面积8000平方米的夯土台基，建筑使用陶瓦，墙壁涂彩并有刻画装饰。陶寺出现了黄河中游地区最早的宫城。大墓出土近百件随葬品包括鼍鼓、石磬、玉石钺、彩绘龙纹的大型陶盘。在陶寺遗址发现一处半圆形的坛状遗迹，天文学家认为是当时观测天象，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农时节气的观象台，与《尚书·尧典》中尧“观象授时”的记载相符。陶寺城址的年代、位置、规模、等级都与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较为吻合。　　石峁城是10年前发现的用石块砌筑的山城，距今4100—3900年，面积400万平方米。石峁城由外城、内城和皇城构成，有多种防御设施。城内核心处的皇城台，总高度达数十米，台顶有面积数千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建筑，宫殿台基上有雕刻兽面及各种动物形象的石条和石柱。在皇城台还发现多件高50多厘米到1米的陶鹰，应与某种信仰和崇拜有关。石峁城有浓厚的军事防御色彩，在城内还发现多处埋有青年女性头骨的祭祀坑，这表明在夏王朝建立前夕，陕北地区的阶级分化已相当严重，出现了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王权国家。

2022-07-20